骑手日记（10）：罗马尼亚印象

　　对罗马尼亚第一印象不佳。通往边境城市德罗贝塔（Drobeta Turnu-Severin）的公路两旁排列着空荡荡的工厂，可能是共产时代中央集权五年计划的遗产。

　　商店和公寓楼同样陈旧，一个遛狗的女人向一伙小流氓投掷石子，他们在恐吓她的小狗。万一流氓们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我向路边弯腰捡起一些石子来备用。

　　所有这些让我想起英国的布拉德福，但是在我约克郡的家乡常有一种俗艳的魅力，这儿却没有。

　　但是第一印象很可能是误导的。德罗贝塔近期不会主办任何假日节目，但是它的市中心却有绿树成荫的广场，喷泉中旋转的雕塑在夜间被不断变换色彩的灯光照亮，这比许多英国城镇的市中心更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像其它东欧人一样，罗马尼亚人也喜爱冰淇淋。有不少冰淇淋店，其中一间外边挤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年纪的女孩，她们穿着很时尚，像印着汉娜.蒙塔娜的亮闪闪的T恤等，很兴奋地忙着用手机互相拍照。

　　马路对面有几个吉普赛女人在街上行走。她们长长的黑发编成辫子，穿着色彩鲜艳的大裙子，戴着头巾和巨大的金耳环。新来者会把这样的景象看作是这个国家贫富之间的对照，但是这些吉普赛女人却坐进了一辆崭新奔驶轿车的后座。

　　真正的贫富差距是我后来骑车经过罗马尼亚南部的村庄时看到的。离开大路之后，马拉的大车比汽车要多，牧羊人在田野上放牧。进入罗马尼亚后我把手表往前拨了一个小时，有时我感觉似乎时间回到了一百年以前。

　　大约60英尺开外，一张毛茸茸的脸从一间空屋边的垃圾堆上朝我张望，那是一头熊的脸。我神经紧张地从自行车把手上的挂包里取照相机，这时熊开始朝我走来。熊很瘦，也不比一头拉布拉多犬大多少，很明显是一头小熊，但毕竟是一头熊，我以有资格参加英国2012年奥运会自行车赛的速度快速逃走。

　　野外有几伙人在烧烤，其中有一人挥手招呼我。他们属于一个辛悌吉普赛的大家庭，今天是本地的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我没有搞清楚，但肯定要大吃大喝，还有吉他奏出的音乐，这没错。

　　人们挤了挤在活动桌上为我腾出地方来，家族的头领从烤肉叉上割下一块羊肉来。你要来点西红柿吗？要小胡瓜吗？要啤酒还是鲜榨橙汁？

　　头领问我从哪里来。

　　“伦敦。”

　　尽管他有一个兄弟住在纽约，他自己的英语却很有限。

　　“哪里…伦敦…哪里啊，”他全神贯注地问我。

　　是问在伦敦哪个区？“我住在布里克斯顿。”

　　“你…喜欢…贝克汉姆吗（Beckham）？”

　　“是啊，他是个很好的足球球员，但现在已经很老了。”

　　他又皱起了眉头。我估计他要问关于足球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关于辣妹的黄段子，但他却说，“我喜欢戴尔和郎迪。（英国电视喜剧中的人物）”

　　好了，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但也没什么不可以。

　　“哦是的，是‘傻瓜和马’节目中的人物，很滑稽的节目。”

　　直到我骑车离开后才想到，他问我的是是否喜欢披克汉姆（Peckham），这是电视剧在伦敦拍摄的地方。

　　我想到的还有别的事情：我的数码相机坏了。屏幕上出现的是模糊的粉红色，而不是微笑着四世同堂的罗马尼亚人。相机一定是几小时以前坏的，那时我跌跌撞撞骑在一条很糟糕的乡间小路上。

　　罗马尼亚的这个地区没有旅游基础设施，我原来打算在野外露营。但我又知道在一个叫卡拉法特的地方至少有一家旅馆。那个市镇还很远，但是如果我能到那里的话，用外部电源充了电，相机也许会奇迹般地自行修复。就是这些傻得无可救药的想法缠绕着我。

　　我自我辩解地想，一路上风景如画，有这么多值得记录下来：有些村庄依旧靠公共水井供水；还有些村庄里，木板或茅草屋顶上架着突兀的碟形卫星天线；田野里有散放的马匹，也有拉犁的马匹，有些教堂的墙上有美丽的圣人画像。

　　等我最后到达卡尔法特时天已经黑了。我小心地下了车，以影星约翰.韦恩的步态走进一间像是客栈的地方，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吧台后面。

　　“有房间吗？”我问道。我太累了，已经想不起任何一个罗马尼亚单词了。

　　他从柜底下抽出一瓶百加得朗姆酒（ rum）作为回答。

　　“不不，是房间(room),有房间吗？”

　　“是啊，朗姆，请，这就是朗姆酒。”他答道，然后爆发出大笑。

　　谢天谢地，他只是在开玩笑。我强颜欢笑，发誓以后再也不能一天骑一百英里了。

　　次日上午我在酒店门外遇见了丹，他英语很好，愿意帮助我再买一架照相机。不幸的是很快就弄明白了，要买一架型号好一点的相机要么越过边界到保加利亚，要么去克拉约瓦，那是罗马尼亚最大的城市之一。

　　我请丹喝咖啡作为答谢。他29岁，曾为在罗马尼亚境内各地传教的弗吉尼亚洗礼教传教士工作过三年，就在那时学会了英语。

　　他解释说，罗马尼亚不像从前那样有很浓重的宗教倾向了，尽管有一半多的罗马尼亚人经常上教堂。部分原因是有些东正教的牧师与齐奥赛斯库统治集团沆瀣一气，还把教徒忏悔时的坦白用于告密，由于这些牧师的出卖许多人被逮捕。这样的事实对宗教起了负面作用。但是他认为宗教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物质主义盛行。

　　我经过几个小镇，安装排水和供水管道的工程正在进行。这些地方都挂着罗马尼亚国旗和欧盟旗，估计用于这些工程的资金来自欧盟。

　　我问三年前罗马尼亚加入欧盟是否带来一些变化。

　　“是的，许多人过去到了国外，特别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现在有些已经回来了。”

　　然而丹本人的财务状况却不容乐观。他说美国传教士很腐败，离开传教团后，他的职业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仍然在路上奔走，经营着一个来自玻利维亚的排笛乐团，有时甚至自己也装扮成“地道”的印加武士来兜售CD唱片，并帮乐队收钱。

　　排笛乐队已经预定在次日卡尔法特的年节上演奏，现在他要去见市长，问一下是否允许他们免费住一晚旅馆。如果不允许的话，他们五个人只能像昨晚一样，在自己的面包车里再度一夜。

　　我很想望在罗马尼亚多看一点，于是决定乘火车去克拉约瓦买照相机，然后从那里继续朝南沿多瑙河骑行。

　　火车站的站长睡得很熟，我叫醒他，问他明天火车几点开，他显得很不高兴。依旧睡眼朦胧，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上午六点”。

　　我回到客栈房间里早点睡觉。大约半夜时分我被惊醒，是丹在敲门。他问我是否要买一架他“找到”的带照相机的手机。

　　这件事让我开始怀疑，他为什么会和传教士团分手。

　　第二天一早，另一位站长摇着头在纸上写了“上午11点”。通常这件事可以让我发作一通，但当没有人听得懂你的时候，这样就毫无意义了。我回到城里，无所事事地看工人们为集市搭建旋转木马，然后又骑回火车站。

　　有两个小男孩开始在我两边奔跑，问我要钱，或是要吃的。我认出那个小一点的就是昨天看见过的，因为尽管天气很热，他还是戴了一顶绒线帽。但是当我微笑着说“哈罗”时，那个大一点的男孩一定认为自己被遗忘了，立即拍了他一下流淌着口水跟了上来。

　　我加速骑走了。在站台上等车时我又看见了那个高个男孩，站长牢牢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进办公室。男孩吓坏了，当看到站长只是警告他不要再来后就放走他，我松了一口气。

　　火车来了，车厢里空空如也。我把自行车装上前面的行李车，自己坐在车凳上，身边有一间小房间，门上用英语写着“售票员”。

　　相关链接：

　　道格拉斯.瓦德赫特在经济危机中逃离阴暗的英国，做一次耗时九个月的自行车旅行，从伦敦一路骑到印度的新德里，全程6,000英里，并将沿途笔记发回英国，刊登在“每日电讯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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