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馆中的酒吧，一个中年人过来问我，确认我是中国人，然后跑回家去取一个条幅，打开一看，上面四个大字：非洲之王！我笑到肉颤。

最后一站的家庭旅馆的老板简直就是海明威。一把大胡子，满脸的故事。楼上楼下挂满了野牛、斑马之类大动物的标本，旁边配上一张他手持猎枪、在倒毙在身边的这头动物的照片。他说他去过100个国家打猎，至于中国——“太多人，太吵了，没有去过。”屋子里好几个柜子，放着数不清的刀枪弩箭。书架上、客厅的桌子上，整整齐齐，一排一排，一摞一摞，几乎都是地图书，晚上就见他拿着杯红酒，举着放大镜在认真地看着地图。

L’AGULHAS。终点终于到达。

在骑行过几次后，终点已经不再如以往那样，让我激动疯狂。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海潮仍然自顾自一浪浪过来，一波波退去。灯塔下碑刻上的文字说，真正的交汇处，不在好望角，也不在这里，而是在两者之间，每时每刻在变化，只有测量海水温度才知道那条线到底在哪里——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体温永远相差5度。

就在这条分界线上，我的南非骑行完整地按计划结束了。再没有力气往前骑行一公里，身体和神经完全松弛了下来。

在非洲最南端的这座小镇，我住了三天。

每天一遍遍从大西洋走到印度洋，从印度洋走到大西洋，看海涛从早到晚的变化。

忽然我想，我是在南非吗？我看过南非了，还是只看过了南非的海？

旅行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欺骗。

它让你觉得你看到了一个国家，了解了它的部分，事实上，你看到的是它最不重要的一面。

旅行选择最美的路线，看最漂亮的地方，当地人也会拿出他们最绚烂的成就，最美丽的礼物。然而每一个地方都不是刚刚诞生的，就像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经过了那么多年，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在非洲，我忽然觉得自己离非洲如此遥远，比我在中国的时候更远。恺蒂的文章说：“南非是一个充满着许多激烈矛盾的地方，这里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和最宜人的气候，却也有着最危险的城市；这里是出大英雄大豪杰的地方，但也有无数最消极不抗争宿命的民众；它是彩虹民族，有十一种官方语言，有最完美的宪法，但是因肤色而存在的歧视仍根深蒂固；这里空气最干净，蔬果最新鲜，自来水都是甜的，但是每个星期六盛行的不是婚礼而是葬礼，最短缺的是墓地。南非能让你兴奋地手舞足蹈，也能让你的心为之流血。在南非的字典中，是没有中庸，单调，厌倦，无聊这样的字眼的。”

我没有在南非生活过，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南非朋友，只有了解了南非人们的生活变迁，可能才会和恺蒂的文字汇合。

回到国内，尝试记录下南非的时候，一些片段忽然就开始连接起来：

图图大主教是我所知道的南非不多的人物之一。乔布斯去世那天，我在小镇上买了份当地报纸，想看看南非人对乔布斯的关注，发现只有一个小小版面的消息，头版是图图大主教仍然在谈种族问题。

1995年，南非新政府总统曼德拉任命图图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消解南非黑白之间的仇恨。在1960年到1994年间犯下的罪行，只要诚心忏悔，对受害者补偿，就可以获得大赦。

自此之后，南非的种族、肤色平等写入了法律。南非希望与过去和解，希望白与黑跨过界限，希望去共同分享未来。恺蒂的文章解读说，非洲的传统哲学Ubuntu是“真相与和解”的基础，Ubuntu是人成为人的基本要素，大意是：慷慨、同情心、分享，所有人都应该捆在一起，“一个人都是通过其他人而存在”，每个人都应该对愤怒、仇恨、报复避而远之。

这真是一场伟大的运动，也是一个最美好的梦。

到达南非之前，我想，曼德拉和图图他们所争取的，都已经在上个世纪完成了，南非的城市治安问题、人民生计问题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进阶问题，和美国、欧洲正在解决的问题一样，只是程度的不同。

更何况，开普敦的附近，那么像欧洲。骑行在路上，有时候我经常对自己下意识地对黑人的警惕觉得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