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金康——中国曾经最好的自行车运动员，中国乃至亚洲公认的最好的自行车教练——他的人生已经注定和自行车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他的生活与命运，也正是因为自行车，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奇妙的变化。

　　凌晨1点，除了楼梯左侧的房间，深圳龙岗妇女儿童活动中心10层的灯都已熄灭。窗帘半掩着，书桌前的沈金康戴着耳机快速敲打着键盘，耳机里放着进行曲，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工作习惯。左小腿的裤角软趴趴地垂着，里面是空的。那条白天用来支撑的钢腿静静地立在床头，灯光下发出幽蓝的金属光泽。

　　断腿处一阵刺痒，沈金康卷起裤脚，膝盖下部的残肢在终端被缝合起来，碗口大的伤口周围一片小红疹。每到夏天，这块与假肢的相接处便会产生过敏，即使过了这么多年，皮肤仍然无法适应汗水的长时间浸泡。一天近10个小时的站立，他的断腿承受着远大于健全人的压力。

　　看着蜈蚣状的伤疤，沈金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擦上止痒药后，继续做着训练计划。30年前的那场噩梦，总在以各种方式笼罩着他。

　　1973年，沈金康开始从事自行车运动，在此之前他只是上海郊区的一名普通知青，但是出于对于自行车的热爱，他一直在坚持参与自行车运动，连骑三轮车帮乡亲买菜的机会都不放过，这也使得他在上海市自行车队的队员选拔中最终脱颖而出，并且在一年后进入了国家队。那时的他，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好的自行车运动员，拿遍了国内所有中长距离公路赛的冠军，正在一心准备冲击亚运会金牌。这一切，都在1980年7月8日的那个清晨戛然而止。

　　江苏太仓，沈金康和其他7个队友在山路上进行着教练布置的150公里耐力训练，在50公里桥上冲刺时，一辆卡车突然迎面而来。“我的成绩最好，处于首位，旁边7个运动员成梯形排列。我如果往右边靠，自己一定会躲过，但会撞倒其他运动员。”沈金康选择了急刹车，让其他运动员从车和桥梁的一个安全通道过去，第7个运动员过去的时候，车撞了过来。

　　“车轮从我的左腿上碾压了过去，因为当时正在进行冲刺训练，心跳达到了180/分钟，动脉血管破裂的瞬间，血一下子喷涌而出。”沈金康的表情一如既往的淡定，甚至还挂着一抹微笑。“感觉不到疼，只觉得很悲伤，眼看着雪白的骨头露了出来，血肉支离破碎，只连着八公分的皮。教练还没到，队友看着我哭成一团，司机怕承担责任就悄悄跑了。”

　　强烈的求生欲望让他努力想解开腰带束住伤口止血，但是腰带结成死扣，取不下来。拽下鞋带，用力一拉，又断成两截。沈金康想到了备用的自行车内胎，伤痛源于自行车，但最后，也是自行车救了沈金康的一条命。

　　救护车从10公里外的嘉兴呼啸而来，车上的简单处理后便前往上海，由著名断肢再植专家陈中伟操刀手术。但面对一团血肉模糊的“腿”，陈中伟也束手无策，保命，只能截肢，他尽可能地地为沈金康保住了膝关节。

　　“你要坚强。”每个来探望的人都会这样说，但这几个简单的赞扬的字的背后，是沈金康极度的躯体和精神之痛。“没有眼泪，哭有什么用？”沈金康笑了。

　　沈金康出身于上海一个干部家庭，从小受到要独立的教育。“一直不习惯去依赖别人，年轻的时候，在没有当运动员之前，自己闲着没事想去赚点零花钱花。在火车站下货，一车皮货物大概是40吨，一天卸完，100块钱一车皮，有时候是钢铁，有时候是沙子，最多赚过4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当最后完工拿到钱后又都交给了家里。”

　　这种独立的成长经历让沈金康车祸后的第三天就捧起书本，开始为高考做准备。那时手术的麻药刚刚过去，伤口开始钻心地痛。躺在床上，沈金康总觉得腿还在，甚至有时还能感觉到脚趾在动，但是掀开被子，被刺眼的白纱布层层包裹的半截断腿又把他拉回了现实。

　　“痛苦的不是意识到自己失去腿后，而是在伤口长好后，满怀希望地安装上义肢之，却发现义肢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它毕竟是条假腿，不是有血肉的躯体。”沈金康说。为了让义肢尽可能地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沈金康超负荷地做着康复训练。每天八个小时的步行训练，让他很快适应了这个身体的新部分，但代价是左腿与义肢的结合处，每天都是血肉模糊。

　　“刚戴义肢训练的那段时间，我总是做梦，每天都梦到自己辛苦的训练，但自己怎么也走不好，总是摔跤，那无论对心理还是身体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但至今为止，沈金康却从来没有梦到过那次车祸的场景，“已经发生了，就要面对现实，除此我没有其它选择。”

　　次年的高考，沈金康成功考取了上海体院。“不能继续做运动员，还可以选择做教练。在我们这代人心中，为国家奉献一切的想法始终是第一位的。对我来说，虽然腿被截肢了，但对自行车运动的热情根本不可能就这样停止。”从体院本科毕业后，他又在北京体育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读书的同时，沈金康成为了上海男子自行车队的主教练，运动员时期的经历让他思考了很多。“运动员付出的是体力，而教练员则是用脑子来训练、提高运动员，这就意味着教练员必须要站得比运动员更高。“他开始尝试将自己所学的科技手段运用到自行车运动中，在中国，沈金康是第一人。

　　在指导上海队的过程中，沈金康摸索、累积了大量经验，将血乳酸控制、心率监控、无线对讲等等先进技术第一次带到国内，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两年内就几乎包揽了男子自行车所有项目的国内金牌。而且由于他在训练科技与手法方面的诸多创新，不少运动器材厂商甚至转过头来主动邀请他去给自己的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和讲解，他撰写的关于“心率控制训练”的文章也因此拿到了国内体育科研方面的最高奖项。

　　1985年，沈金康通过投票选举进入国家自行车男队当主教练，这是国内第一次公开投票选教练。“每个省市投一票，结果我满票通过。”走马上任的沈金康给中国自行车运动带来了一场革命，他身边的人，渐渐熟悉了“血乳酸控制”、“心内监控”等等此前闻所未闻的名词。

　　其实那次接受任命并不轻松，连续几届亚运会冲金未果，中国自行车运动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再拿不到金牌，这个项目的地位就没有了。”而这个时候离亚运会比赛只有9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时男队主攻的项目是100公里男子团体赛，成绩比卫冕冠军韩国队慢2公里以上，将近4分多钟，而比赛地点又设在汉城(现称首尔)，中国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9个月之后，首尔，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认为这块金牌非韩国队莫属，甚至准好了颁奖仪式。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以上海籍运动员邬伟培为首的4名队员赢了韩国人2分钟，硬生生从韩国人的手里夺走了这块金牌。

　　“颁奖仪式上那叫一个惨烈。”沈金康回忆说，三四百人的颁奖现场，韩国人哭成一片。“搞得我们都不敢庆祝。”沈金康说。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第一枚自行车金牌竟然是在韩国人的哭泣声中挂在脖子上的。

　　就这样，从夺得第一块金牌到几乎包揽亚运会男子自行车项目金牌，在沈金康的带领下，中国自行车队在短短8年时间里成了当之无愧的亚洲霸主。沈金康也完美地从中国最出色的自行车运动员转身为中国最出色的自行车教练员，并且最为成为公认的亚洲最为出色的自行车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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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可以成就运动员，反之，运动员也成就了教练。沈金康和黄金宝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两点，回复完最后一封邮件，沈金康躺在床上时，仍然没有一丝睡意，有关阿宝，是他想得最多的事。接手阿宝16年，眼看着他从一个男孩变成年近40的老队员。

　　1994年，沈金康受国家体委委托公派到香港半年，希望能在广岛亚运会上帮忙香港队争取前六名。而最开始的情况让沈金康吓了一跳：没装备、没办公室、没经费，甚至没有一名可以自由支配训练时间的专业运动员。

　　“只有一个打气筒，还有一个露天的长满了杂草的自行车馆，有时被当做停车场使用。”每每提到这个片段，沈金康都会大笑起来。

　　香港队员出去比赛，往往都是以机场为集合点，赛后也是在机场分手，大家各奔东西。由于大家白天各自都有工作，训练集合时间更是定不了，有时是下午3点，有时是5点，甚至晚上12点。即便这样，一支队伍所有人也没有凑齐过。

　　为了招收队员，沈金康提出：只要年龄在15-30岁的香港公民，热爱自行车运动，能全天训练，就可以成为香港队的一员。“如果在内地，一定会有一大批人来参加，然而在香港，只有一个人来了。”那个人就是黄金宝，已经发胖的黄金宝。“总算有人愿意跟着我训练了。”沈金康打趣道。

　　一个司令一个兵，沈金康带着黄金宝上路了。没有队部，他们住进廉价民房；买不起营养品，沈金康自己动手买菜做饭。让沈金康欣慰的是，黄金宝非常热爱自行车运动，每堂训练课都按教练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

　　不过，黄金宝只能在中午和晚上训练，上午和下午，他要到商场当电器推销员，挣钱养家糊口。沈金康了解到黄金宝的家境：他出生在沙田贫民家庭，自幼父母离婚，家里有姐姐、哥哥和弟弟，都没有体面的工作，经济非常窘迫。香港普通运动员不能从政府拿薪水，沈金康把自己的工资分一半给黄金宝，对他说：“拿去补贴家用吧，以后不要去商场打工了。要想出成绩，就要全天训练。”沈金康还找到自行车协会为阿宝筹集薪水。

　　艰苦的条件没能阻止阿宝6个月后在广岛亚运会上夺取第4名。得到自信的黄金宝表示要在下届亚运会上夺得冠军。这就产生了这场很多人都知道的这场经典对话。

　　“想拿冠军，那么接下来的４年，你就要骑满１５万公里，还要留出一年专门练战术，你将没有假期。这些你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只要您做一天教练，我就做一天运动员。” 阿宝说。

　　也是因为这句话，亚运会后沈金康决定留在香港。那四年里，只有两个人一起练。为了锻炼阿宝的心脏，沈金康带他去云南山里，接受系统的高原训练，平均每年要去五六次，每次一呆就是二三十天。

　　黄金宝练得苦，做教练的也不轻松。“刚开始的时候条件很差，我在前面骑车，沈教练骑着三轮摩托车跟在后面，肢戴得膝关节发炎了，咬咬牙第二天还是照样上路。”每到中午，沈金康让黄金宝在床上休息，自己盘腿坐在水泥地上撰写训练计划。沈金康的身体力行也刺激了黄金宝的斗志。

　　果然，1998年曼谷亚运会上，黄金宝不负众望夺得了200公里个人公路赛的冠军。之后两人还揽进了数不尽的亚洲冠军。

　　“在山里的时候，我们只能住招待所，有时候还自己做饭。”说起当年的艰苦，沈金康却是一副轻松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日子很有色彩，尽管苦，但是值得回忆。”

　　沈金康不仅让黄金宝在场上成为了明星，也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影响了黄金宝的做人方式。

　　“他改变了我的思维，教会了我怎样做人。”黄金宝感慨地说，“香港人很忙，生活很实在，容易太注重金钱。”但是沈金康教会了阿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就是在赛场上，沈金康的做人方式也影响着黄金宝。“有些车队的教练会在比赛中让队员故意去拉人犯规，但是沈教练绝对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黄金宝因为失误没有拿到名次。但是比赛结束后，他却对媒体说：“我觉得我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沈金康对弟子的这番话很是感动，他觉得阿宝技术上成熟，精神上也成熟了。

　　相伴16年，但两人没有私底下吃过一顿饭，“我们讲好了，他不能请我吃饭。教练和队员之间应当保持一段距离，这都是为了训练的出效果。”对于自己和阿宝之间的关系，沈金康说：“肯定不像父子，父亲是不能狠下心来让儿子这么苦练的，但某些方面超越了父子，老实说，我对儿子的关心远远不如对阿宝的关心。我一年到头都在外面，很少回上海，连儿子高考报读专业，我都没时间管。”

　　“现在一年在香港或者上海的家里都呆不了几十天，不知哪里是自己的家。”沈金康笑着说。如今，已经55岁的他仍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无论带队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总是保持在路上的状态。

　　在香港生活了近16年的沈金康，至今还没有办理永久居民手续，他说自己老了肯定回上海，事实上，上海体育局也很多次向沈金康抛出橄榄枝，希望他能回上海执教，传说中，沈金康只要点头，除了教练的待遇，还将得到副局长的名位。但沈金康都摆手拒绝了。“现在我还想陪阿宝多干几年，再带领香港队多拿几项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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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金康的成功不仅仅是培养了黄金宝这样的亚洲车王，从零开始将中国香港队打造成亚洲强队，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一手建起了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支职业化自行车运动队——捷安特女子自行车队。

　　“翻开国际自行车联盟的比赛，全部是商业比赛，商业比赛是不邀请国家队参加的。”沈金康告诉记者，在中国国家队无法变身职业队参加商业比赛；况且，参加商业比赛需要大量的资金，这笔资金又从哪里来呢？

　　沈金康想到了一个有些疯狂的计划：建立中国第一支职业车队，参加每年几十场的商业比赛。2006年，中国第一支职业车队——捷安特女子公路自行车队在沈金康的一手操办下正式成立。

　　车队成立之初缺少好的运动员，沈金康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国家队退役的运动员，但没想到领导表态，“我把国家队最好的运动员送给你！”事实上，由于国际自行车商业比赛拒绝国家队参赛，中国自行车队每年可参加的比赛只有亚洲锦标赛、世界锦标赛少数几个比赛。国家队队员参加职业队，每年可参加的商业比赛有上百场，极大地弥补了实战经验的不足。

　　中国的女子自行车过去曾是亚洲冠军，但是在沈金康职业队成立的前几年，中国队和冠军一直无缘。当沈金康的职业队“接手”国家队后的第二年，便将丢掉了数年的冠军重新夺了回来。

　　沈金康还记得，职业队刚刚成立在新西兰参加比赛的时候，上场6名队员，只有2人骑完了全程，其他的都被淘汰，无论是体能还是比赛经验都和人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比赛的时候还常常摔倒，牙齿都摔掉了好几颗。”沈金康笑言，这些年来，牙齿是摔掉了不少，但摔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职业队。

　　可以说，沈金康见证了队员怎样一步步融入欧洲自行车运动的潮流。“以前是出了问题请人家来帮忙，现在找我们帮忙的也有了。”沈金康感慨地回忆，以前队员到了欧洲一定带着国内的电视剧碟片，没有比赛的日子就躺在屋里看片打发时光，而现在队员和国外的很多运动员成了朋友，交流也多了起来；以前运动员语言不通，地形不熟，不敢出门训练，而现在，“他们可以翻山越岭去训练。”

　　这一切其实都是“逼”出来的。因为职业车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只有靠自己。北京奥运会中国女子公路自行车队主教练邬培伟是沈金康一手带出来的学生，也是职业队的助理教练。有一天，沈金康在香港交给他一本护照和一个电话号码，让他一人乘飞机抵达都灵，然后独自驾车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法国某地的机场接队员并立即赶赴西班牙参赛。这是一个必须数十个小时内完成的任务，否则队员就会因迟到而无法参加比赛。那是邬培伟在职业队的开始，这个任务当时看上去简直不可能完成。

　　结局是邬培伟竟然独自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个故事近乎传奇，也近乎疯狂，然而沈金康笑着对记者说：“这就是职业队。”

　　但职业队也意味着国家并不承担一分钱的费用，这意味着从建立职业队之初，沈金康就要独自承担整个车队的生存和发展的重任。

　　“一名运动员的服装一年下来没有两三万元是不行的，一条自行车轮胎就要六七千元，一副眼镜就要两千多元，这样算下来，一支队每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沈金康算着帐。为了筹集资金，沈金康托了很多关系。除自行车公司的冠名费之外，队伍还先后获得了来自其他赞助商的赞助，包括专业户外与运动腕表品牌Suunto。如今，沈金康的职业队已经发展到男女公路自行车和男女场地自行车共4支队伍，每年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参加几十场商业比赛。他的4支职业队已成为中国自行车运动的人才库和训练“基地”。

　　队伍逐渐富足，沈金康本人仍然是之前的生活状态。几件换洗的运动服，一身出席正式场合的西装。但是外界却有很多猜想， 400万人民币，这是很多教练对沈金康全运会奖金的一个大概估计。沈金康大笑起来。“香港的法律规定教练员不可以拿运动员的奖金，否则要坐牢。运动员的所得和教练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收入就是和香港队合同上的数字。”

　　看着大陆教练动辄数百万的奖金或者房产的奖励，沈金康没有任何羡慕的感觉。“那次车祸我是死里逃生，如果没抢救成功，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我，还谈什么奖金。人活着，要有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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