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罗杰斯（Lee Rodgers）面临着一个切心的，或者说切肺的问题。在他生活的远东国度，空气污染水平达到了历史新高。所以，罗杰斯带我们一览中国的交通历史，看看这个自行车王国是怎么变成世界上最雾霾的地方的。

“十年前，”John Hilary于1997年写的一篇关于中国自行车的文章《Paradise Lost》说道，“我想活在天堂：一个有六百万骑行人口，却只有几千辆车的城市。一个单车道比牛津大街还宽，单车公园随处可见的城市。一个几乎所有大件物品——冰箱、洗衣机等——都通过人力车运送，路边的人行道都被修车摊占据的城市。我擦擦眼睛，骑上我的二手飞鸽自行车，加入了快乐的人群。”

“今天，这个城市（北京）和全世界很多大都会一样，都窒息在浓烈的尾气污染中。事实上，现在街上都有氧吧，让过路人可以进来戴上氧气面罩歇息几分钟再上路。单车还在这里，不过上百万辆骑车、卡车、摩托车和的士的涌现让单车变成了公路的二级公民。”

我生活在台湾，也经常到香港以及周边城市，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的空气污染已经远远超过Hilary当年所描述的那样。我确定你们都看过当今北京的照片，市民们走在豌豆汤般浓郁的雾霾中，每一次呼吸都慢慢摧毁着他们的呼吸系统。

我生活的城市是台中，自行车界的硅谷，一个被大山包围的城市，一年有95%时间是看不见东西的。从大陆远道而来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了地区性问题。

地球政策研究所（Earth Policy Institute）在2008年发布的报告称，在1995到2005年间，中国的单车保有量下降了35%——从6.7亿辆降至4.35亿辆，与此同时私家车的保有量翻倍——从420万辆增长到890万辆。归责于骑行者们增加的交通事故以及拥挤，一些城市关闭了自行车道。上海甚至从2004年起禁止自行车进入市中心。

这一切不仅发生在中国。实际上，多个亚洲国家一开始也由单车统治社会主流交通方式，直到近些年才由汽车或者摩托车——以及随之而来的污染——接管。

中国长久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一大群穿着工装的人骑着老式钢架自行车占据着没有汽车的街道去上班，所以对于浪漫主义的西方来说，这个泱泱大国背弃自行车看似无法理解的，而且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主要污染产生大国。

早在1866年，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Pierre Michaud的车子）的消息已经通过晚清出洋使节斌椿之口传入中国。“在街上”，斌椿在给一些高管和上流人士的信件中写道，“人们骑在只有2个轮子的车上，轮子通过一根管子连起来。他们坐在管子上通过脚的移动去前进。骑起来快得像骑马（历史原文：弛行疾于奔马）！”

斌椿的团队其实是要去欧洲“师夷长技以制夷”，战争上的接连失败使得他们需要考虑技术进步。所以中国的变化并不是历史传统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欧洲。实际上，这逼着中国（以及日本）去反思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不是够现代化。是打仗的效率问题促进了中国普及自行车，因为他们见到自行车在欧洲能高效地运送军队。

让中国人在早期接触到自行车的还有生活在天津和上海的殖民地的外国人。在1868年，当地就有报纸提到了这种奇怪的交通工具。“西方人很热衷于骑一种小型的车子。这种被称作‘自行车’的车子不是拖着拉着前进，而是通过双脚踩踏。车子可以快得像马车那样，不过你要有足够的技巧去使用。（1868年11月24日的《上海新报》：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不独一人见之，想见者多矣。）”

你可以想象当William Sachtleben和Thomas Allen Jr在1891年骑自行车来到了中国是受到了怎样的惊叹和迎接。这对年轻人从1890年出发，令人难以置信地骑了一万八千英里，横跨三个大洲。他们写过一本书，前不久的2003年才重印过，标题是《单车穿越亚洲：两位美国学生从君士坦丁堡到北京的旅途》。

到1896年，中国的自行车变得更加普通了，以至于下一波单车旅行者（如伦敦三剑客Low、Lunnand和Fraser）从伦敦骑到上海时发现数百名当地的骑行者。

骑车的当地人几乎都出国旅游过，并且亲自带他们的自行车回家，所以这群人可以看作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的骑行热情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要知道当时的精英阶层还普遍用人力车出行。自行车成为了现代化，接受新技术、接受西方思潮的标志。

可是让人意外地，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自产自行车。直到当时，中国所有自行车都是进口的。二十世纪初的东方和南方大城市受到自行车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更加内陆的城市普及得更慢。

但是在上海，自行车流行起来了。在1925年上海有两百万人口，自行车则有9800辆。1930年，自行车增加到2万辆；而到了四十年代，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24万辆。

然而真正促进自行车发展的是毛主席以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由于多种因素——缺少高速公路以及其他交通设施、战后的经济依旧混乱、促使人们去工作的需要——自行车厂和小作坊迅速发展，成长为一个大型工业，在短短数年内增长超过55%。

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1950年出厂，是一名叫霍宝吉的工人根据英国的Raleigh自行车设计而来。随着各大城市建起了自行车道来促进大家出行，自行车成了每一个中国人都想要的东西。

有个说法叫“三圆一响”——一个手表、一辆自行车、一架缝纫机和一台收音机。拥有这些东西意味着你不仅是个好共产主义者，还是个潮人。

飞鸽在六七十年代继续前进，它的商标几乎成了中国自行车的标准，直到此时霍宝吉的产品也成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机械车辆。

1986年飞鸽售出300万辆自行车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开始变化，从政治到经济，从工业到社会。的确，变化带来的对未来的期盼让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看起来像倒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项西方的发明成了这个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没有自产自行车的国家的标志性传统。

新富阶层被新的自由激发（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选择买什么了），购物意向大大发展，于是汽车的销量激增。马路上剧增的司机加速了空气污染，如今已经彻底失控，使得在中国的一些地方骑车变得很危险。

最近几年，中国回到自行车的人数有了显著的回升，不过他们不是作为代步工具，而是一项运动。主要城市的高端公路车的销售逐年上升，山地自行车也变得流行。当地的自行车比赛也在逐年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加入，计成在去年参加环法也促进了这一趋势。

城市鼓励人们骑车看起来也颇具成效，比如杭州拥有6万辆公共自行车，为世界之最。他们也想增加这一数字，目标是在2020年达到17.5万辆。北京也想加入趋势，目前也有公共自行车系统。

北京最近也在和哥本哈根合作，希望学习成为一个单车友好城市，以改变自身被汽车主宰、雾霾漫天的现状。

但是毫无疑问的，汽车还是王道。很明显人民的力量目前来说对于改变他们呼吸的空气收效甚微。政府放任这一切是因为他们想要反超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优先级别高于人们的健康。

John Hilary的自行车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死在社会发展中。

骑车的力量能换回蓝天白云吗？这是个长远目标，不过也可能是他们唯一能做的。

作者介绍：

Lee Rodgers过着双重生活，他以一名职业车手的身份跟着Lapierre Asia Cycling Team参加亚洲和欧洲的UCI赛事，比如环卡塔尔和阿曼，与世巡赛级别的车手同场竞技，与此同时保持着一份自行车记者的工作。他目前的生涯高光时刻是赢得了Singapore National Champs的大组赛和ITT，以及在2012年环台赛赢得绿衫，当然还有为PEZ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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