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西和其他两个年轻人

在路上

下棋的吉尔吉斯斯坦人

   　　请允许我给你们讲几个小故事，这些故事会让你对吉尔吉斯斯坦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有所了解。

　　从对面驶来的汽车急剧绕弯避开马路当中两块灰色的石头。看样子不像是石头，等我走近才看清楚，原来每块石头都是两对小狗崽。

　　两个男孩，一个13岁，一个19岁，懒洋洋地坐在路边看着这一幕发生。

　　我太累了，脑子也变得迟钝，过了一会才意识到看见了什么。

　　在滞留六个星期等待签证之后，今天是我骑车上路的第二天。我的双腿和肺部都感觉疼痛，但是重新上路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这里的人民都很友好，灿然微笑着和我打招呼，说“哈罗”和“萨拉姆”。

　　又一辆汽车在路上绕了弯子，底盘在小狗头上擦过，车轮离开其中一对小狗才几英寸。

　　快速掉头朝两个男孩骑去。大男孩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对我说哈罗，我一下把他推到在地上。

　　那些小狗崽是那么小，毛都湿湿地贴在身上。我把小狗捡起从路上移开，它们害怕地叫了起来。

　　小男孩已经朝附近杂色斑驳的泥砖屋子逃去，但大男孩还在原地，挺着胸嘟嘟囔囔，表示他不害怕。

　　我又推了他一下，但是这次不是那么用力，毕竟他是唯一可以救小狗的人。小狗崽这么小，无法把它们装在自行车上；即使能装上，附近也很难找到愿意照料它们的人。

　　我骑车走了。几乎可以肯定，小狗们很快就会被放回到路当中去。生活已经足够艰辛，要再多喂四张嘴也是勉为其难。

　　我从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Osh出发骑向中国边界时，签证上的日期只剩五天了。

　　到了第三天上午，事情已经很清楚，我不可能如期赶到了。还有一个海拔3,600米的山口要过，路损坏得厉害，几乎只剩下一条小道。

　　最好能搭车赶路，以免到了最后一天在边界上被罚，弄不好连自行车也被扣了。

　　要搭车看起来没问题——我说过这里的人民很友好——但是我要等一辆可以装上自行车的厢式车。事实上为数不多的途经车辆中，大都是中国的集装箱卡车或满载着乘客的小巴士，在山路上慢慢颠簸着行进。

　　等了两个小时后，尽管我没做搭车手势，一辆深色车窗的BMW在我面前停下了。

　　车里有三个男人，都是二十刚出头年纪。“要搭车吗？”“当然，我可以付一些钱吗？”“绝对不用。”

　　我把自行车的前轮拆下，他们帮我把车放进汽车宽敞的行李箱里。

　　舒服地坐在汽车后座上向前驶去时，我才注意到仪表盘上面放的东西：除了杜嘉班纳太阳镜、Zippo打火机和其他名牌小物件以外，还有一把大大的黑色手枪。

　　他们中有一人注意到我在看，说，“我们是黑帮，”另外两人都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紧张兮兮地笑了起来，但愿这只是一个玩笑。我要求他们让我看一看手枪，心想如果他们拒绝我，那麻烦就大了。

　　枪把很热，让我片刻感觉很不舒服，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放在挡风玻璃下面被阳光晒热的。

　　大家互相做了介绍。“这位是贝瑞塔先生，”其中一位男人说，别人叫他名字的声音好像是“麦克西”。他两位朋友的名字都是以“兹特”开头的，我发不准那个音。

　　我们在一家很普通的路边咖啡店停车吃午饭，他们坚持为我付了帐。在吃了羊肉米饭，印度飞饼，喝了到处可以喝到的茶以后，我认定他们不是黑帮。但是尽管我故意打探，还是不清楚他们以什么为生。

　　我们像其他任何语言不通的人们在一起一样相处，这也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大吃一惊的原因。

　　离开荒凉的泰尓迪克山口还有一半路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头戴绒线帽子的年轻人，他蜷缩着抵御严寒。路上已经拉起一根带子，他的任务是阻止车辆再往前开。

　　在短短地争执了一番后，“麦克西”下得车来把带子升起，这样可以让BMW从下面开过去。

　　我们继续往前开，到了下一个拐弯口遇见一群工人。挖掘机正在清除滑坡的山岩，卡车把泥土运走。

　　修路工头开始对开车的“兹特”叫嚷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看不出这条路封了吗？”

　　我坐在后座上，开始担心怎样才能在签证到期以前赶到边界。同时，隔着车窗的争吵已经发展到车外，两个男人开始推攘起来。

　　就在两人要打起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兹特”加入进来了。他抓起手枪跳出车外，把枪口对准工头的头。

　　“路不能封，我们要通过，就是现在，明白吗？”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很担心，枪的保险打开着，就在仪表盘上滑来滑去。

　　最后我们终于通过了山口，我们微笑着拥抱告别，三位朋友把我放在荒凉的Sary-Tash小镇上。

　　他们不是黑帮，是富有的年轻人，知道在吉尔吉斯斯坦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吉尔吉斯斯坦曾经是中亚民主的希望，是唯一没有专制制度的“斯坦”国家。

　　然而如今，这个国家腐败盛行。许多警察与其说能领到工资，不如说要上贡才能得到这份工作。

　　修路的工头很明白这是什么地方，对任何人抱怨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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