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Hincapie作为Lance Armstrong最有名的副手和朋友，他出现在USADA的证人名单中让所有人都非常吃惊，那他到底提供了哪些细节一直是中国车友们想要了解的信息，这次BIKETO翻译组为各位车友真实还原George Hincapie的宣誓书，让车友们从他的角度，更清晰地了解自行车运动那黑暗的10年。此外Lance前队友，Levi Leipheimer的证词也正在翻译中，尽请期待！

我，George Hincapie，充分了解关于伪证的处罚，做出如下声明：

1 我今年39岁，出生于1973年6月29日,我从1993年至今一直是一位职业车手。

2 本声明包含的宣誓书了基于我个人的知识，并且真实，准确。

3 我向USADA提供此宣誓书是出于与USADA的自愿合作以及作为USADA对自行车运动的兴奋剂调查的一部分。

4我明白这份宣誓书将会提交法律程序，包括USADA目前所在或将要介入的仲裁程序。

5 USADA在保留隐藏代码的情况下拥有对此宣誓词的所有合理使用权，包括在任何法律程序的调查，以及USADA的任何决定，声明甚至禁令之中。

6 我明白因为我自己也参与到了服用禁药和与反禁药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也需要向USADA提供我所知道的所有真实完整的信息。

7 我明白如果我提供虚假信息，我能在与USADA合作中获得的一些益处将被全部取消。

8 我之前在与联邦政府合作的一项犯罪调查中，曾经提供了真实的关于美国邮政车队服用禁药的信息。

9 我明白并且接受USADA有关的任何判决，以曾经在USADA注册的测试成员的身份，以作为前美国奥林匹克车队成员的身份，并且以一名接受USADA医药监管条例的美国运动员的身份，并且认可USADA关于奥运会及残奥会所有移动测试结果和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国家反兴奋剂的政策。

10 这篇在宣誓词中的声明直接提供给USADA并且之前未提交给UCI或美国自行车协会。

11 我职业生涯的简要历史如下。

12 我从8岁开始骑车并且很快就开始参加青少年组的比赛。在12岁，我获得了国家冠军和世界锦标赛铜牌。

13 在1988年我获得了全美U17冠军。

14 在1991年，我在世界U-19场地锦标赛中获得了第三。1991是我最后一个作为青年参赛的赛季。

15 在1992年我参加了我的第一次奥运会，我在奥林匹克代表队的教练是Chris Carmicheal。当我1992年在奥林匹克队的时候，我从Angus Fraser那里接受了我认为是维生素B12的注射。这是我第一次在比赛中注射某种物质。

16 在1993年，Jim Ochowicz联系我希望我加入Motorola Cycling Team成为职业车手，我随后在年末和这支车队一起骑行了一段时间，并且至少参加了一场在意大利的比赛。

17 1994年，Motorola被认为是美国最强的职业公路自行车队，因此能加入它们我也感到非常兴奋。我在这个车队的队友包括Lance Armstrong，Frankie Andreu 和Stephen Swart。

18 当我一加入车队的时候我就认识了Frankie Andreu。Frankie和我一起住了几年的时间。

19 在加入Motorola之前我就知道Lance Armstrong在这个车队，因为我在几年前就在国家队和他一起骑过。

20 Lance和我自一开始就是好朋友。

21 我在1994年的环卢森堡上获得了几个分站冠军，并且拿到了那次比赛的冲刺衫。

22 1994年，我接受了来自车队按摩治疗师的药物注射，我询问了注射的物质，得到的回答是合法的一些物质，比如维生素C，维生素B-12和肝清洁剂。

23 1995年，在大集团里面我感觉到了很大的变化。要跟上大部队对于我突然变得非常困难，并且我听说了EPO（一种可以提升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含量的兴奋剂）的大范围使用。在当时，并没有其他有效的禁药可供服用。随着EPO的泛滥，我们开始面临选择同样使用EPO或者在比赛中被人干掉的选择。

24 在这个时间段内，集团中的车手们较为公开地谈论EPO。

25 我回想起这段时间，Michele Ferrari医生一直在和那些声称EPO和橙汁一样安全的车手们合作。

26 我还想起我的队友Stephen Swart告诉我每个人都在服用EPO。

27 在这段时间，我们在Milan-San Remo赛中被轻松干掉了，Lance Armstrong非常沮丧，在我们回家的时候Lance说（大意是）：“这真的很操蛋！大家都在用东西！我们正在被干掉！”他还说他不想在被人像虐菜一样干掉，并且是该做出一些改变了。我明白他说的就是车队需要弄一些EPO。

28 在1995-1996年间我和Rider-4（某骑手，代号4，出于保密原因未透露姓名，下同），Kevin Livingston 和Frankie Andreu住在Como。

29 Lance也住在Como，但是他独自居住，并未和我们四个人住在一起。

30 最终，我得知Frankie Andreu服用了EPO，并且它告诉我如何在瑞士获取EPO。Kevin，Rider 4和我讨论使用EPO的事情，根据我的理解，我们都在这段时间开始使用EPO。

31 我在1996年于瑞士的一个药店首次购买了EPO，距Como仅一小时车程。我皮下注射了EPO，因为我之前注射了维他命。我开始使用2000国际单位的EPO每2-3天。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我想成为一个职业车手，我就必须这么做。

32 我很快就知道了其他的车手们，大部分甚至全都在使用EPO。EPO需要冷藏，这些家伙们就开始拿着冰箱或者放满冰块的保温盒。我回想起几乎我们队里的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保温壶。

33 我们的表现开始提升。Lance开始表现得更好。Rider-4在环西中表现得非常好。我们都慢慢承认这样的提升来自于EPO的帮助。

34 我知道Lance在1996年开始和Ferrari医生合作。

35 1996年，我被海关抓住携带EPO入境，我告诉他们这是药物，随后我被允许入境。

36 1997年，我开始为USPS车队骑车。

37 Pedro Celaya是USPS车队的队医，我自1997年起开始从他那里接收到EPO。当年，Celaya医生在某些场合给我提供了EPO，并且我使用EPO帮助完成了我当年的环法。

38 1998年，Celaya医生继续担任车队队医。我回想到他在1998年向我提供了hGH（人类生长激素）。我可能也在1997年从他那里拿到过hGH。

39 我回想到在1998年的环法上，车队员工们都非常担心警察对于嗑药的注意，最终Festina车队就被发现了嗑药的证据。我从和一些按摩师的聊天中得知，一些从爱尔兰运来的禁药在港口就被直接倒掉以逃避检查。

40 之后在那次环法上，我也曾亲眼目睹员工们在营地卫生间里倾倒违禁药物。

41 在那届环法里，我记得我使用睾丸酮片和hGH来从赛后恢复并且在赛中使用EPO。

42 当时队内其中一个按摩师是Emma O’reilly。我觉得她是可信任的。我不记得跟她谈论过禁药的事情，但是我确实记得我曾至少一次给她一个小包裹让她在下一站比赛带给我，但是并未跟她说是什么东西。

43 1998年，我获得了美国国家公路自行车冠军

44 1999年，Johan Bruyneel变成了USPS车队新的车队经理。

45 Johan带来了Luis Garcia del Moral医生作为队医并且带来了Joe“Pepe”Marti作为车队训练员。

46 Johan 给车队带来了一些改变。他更多的参与到了我的训练当中，并且持续监控着我的血液指标。他清楚地了解我的血红细胞浓度。并且如果对我的血红细胞浓度有担心的时候一般都会打电话给我，比如当我的血红蛋白浓度达到50%而无法参加比赛的时候。

47 我的血红蛋白浓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当使用EPO的时候，我必须注意不能超过50%的警戒线。del Moral医生在1999-2003年间的许多场合给我注射过生理盐水以使我的血红蛋白浓度降到50%一下。

48 del Moral医生还一次次地给我提供过睾丸酮。比如他在1999年的环法中就给我提供过睾丸酮。

49我也接受过来自del Moral医生的睾丸酮，就是你们所知道的“油”，就是混入了睾丸酮的橄榄油。许多车队使用小罐子或者瓶子来携带这种禁药。

50 我基本上知道Lance在和我是队友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服用睾丸酮。比如在2000年西班牙的一场比赛中，Lance暗示我服用了睾丸酮。Lance告诉我他服用了一些“油”，并且感觉很好，完全恢复了。当我听说反兴奋剂的官员在酒店之后，我发短信告诉Lance以避开那个地方。最后Lance直接退出了那场比赛。

51 Johan知道我使用禁药，并且他不断向我提供着禁药。

52 距离来说，在1999年环瓦伦西亚上，Johan Bruneel在我的要求之下给我提供了hGH，并且我向他支付了购买hGH的钱。

53 Lance告诉我在他得了癌症以后就停止使用hGH了。这意味着他在得癌症以前是服用hGH的。

54 Pepe Marti在1999年向我提供了睾丸酮和EPO。在不止一个场合，他将EPO送到我的住处，并且我会付钱给他。

55 1999年，我在备战当年环法的时候使用了EPO。这些EPO是由Pepe Marti提供的，他住在离我在西班牙Girona的住所3小时左右车程的地方。我在1997-2010年之间每年都会在Girona住一段时间。

56 我知道Lance Armstrong在1999赛季使用了EPO。

57 1999年的环法上，我知道Tyler Hamilton和Kevin Livingston使用了EPO。

58 我也曾看到Frankie Andreu在1999年由del Moral医生给其注射EPO。

59 “Po”是我们在USPS车队的时候给EPO的一个代称。我记得hGH会被称为“Giaca”

60 2000年，在一次训练骑行中，我询问阿姆斯特朗关于Michel Ferrari医生的事情。我感觉我已经很努力地训练了但是并没有得到我应有的成绩。Lance告诉我他会代表我联系Ferrari医生。

61 之后2000年底还不知是2001年初，Ferrari医生来我位于德克萨斯州Austin的训练营。

62 这个训练营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和Ferrari医生合作。其他的来到这个训练营的包括Tyler Hamilton，Christian Vande Velde，Roberto Heras 和Chechu Rubiera。

63 在这个训练营，有一个关于血液型兴奋剂（译者注：主要指自体输血，即赛前将自身的血液抽出，然后冷冻保存，最后在需要的时候将红血球输回运动员体内的一种违禁方式，同样是为了提升运动成绩）的讨论会。我询问关于“输血”的好处，Ferrari医生回答说可以提升表现。之后，在那个训练营里，我和Johan Bruneel和Pepe Marti医生私下里谈论起了在下个赛季开始我自己的“输血”计划的事宜。Johan解释了这个计划该如何运作，血液如何抽出，然后如何输入，并且聘用Ferrari医生是在计划内的一部分。我被告知在下个赛季雇佣Ferrari医生需要花15000美元。我随后同意雇佣Ferrari医生，并且Johan和我达成共识，车队将协助我的“输血”计划。我知道没有任何的检测方法可以侦测到“输血”。

64 在这次训练营之后，我和Ferrari医生一直合作到2006年。

65 Ferrari医生告诉我队医会帮助我“输血”，并且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66 之后，我被Johan告知我需要去比利时采集我的血液。在比利时，我和del Moral医生见面并且在一个宾馆房间内，他采集了我的血液。

67 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其他的和del Moral医生碰面的场合，他继续帮助我完成“输血”的工作直到2003年他作为队医的任期结束。

68 2004年，Pedro Celaya重新被作为队医聘用并且他协助了我在2004-2005年间的“输血”。

69 Pepe Marti也协助了“输血”计划，在2001-2005年间的血液采集和重输过程中都给予了我帮助。

70 除了Johan，Pepe，Ferrari，del Moral和Celaya参与到了“输血”计划中，我知道Other-3也参与了，主要的工作是将血液运到车手的手上。

71 2001年，我告诉了Lance我开始“输血”。

72 作为“输血”计划的一部分，我会在多日赛中间在酒店接受血液的回输。在某些场合，我就曾见到Rider-5，Floyd Landis，Rider-6和Rider-7接受血液的回输。在另一个场合，Rider-8和我躺在一起接受车队工作人员给我们安排的血液回输。

73 在完成血液回输之后，车队的医师和工作人员就会处理掉针头和血袋。车手们则会被要求穿长袖骑行服以遮盖针孔。

74 在2003年Lance Armstrong联系我说需要在我Girona的公寓内做一些私人的事情，因为它在Girona的家中有客人。我同意了，于是Lance和del Moral医生一起来到我的公寓。Lance和del Moral医生走进我的卧室并且del Moral带着我认为是血袋的东西。他还问我借了一个衣架，随后Lance和del Moral医生关上了房间门。他们在房间里大概呆了45分钟到一小时的时间。这也大概就是血液回输所需要的时间。根据我的经验，血液回输的常用步骤是将血袋用胶布绑在衣架上，然后挂在墙上以加速回输的速度。虽然我们没有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del Moral医生是在给Lance进行血液回输，因为del Moral医生给我回输血液的时候采用了相类似的过程。

75 在比赛时，我会回输血液以加强表现，但是在非比赛时间，我也会定期回输血液以保证血液的新鲜。

76 2004年环法某一站之后，大多数的队员在队车上接受了“输血”、

77 2003或者2004的环法的某个场合，Lance告诉我“今天我将增重500g。”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今天进行了血液回输。

78 在我和Lance交流中得知，Lance在2001-2005年间都在进行着“输血”。

79 Ferrari医生的训练计划包含了我该何时注射EPO，“输血”，或服用睾丸酮。他还用一些圆圈和点在其他的日程上来表明EPO的用量。

80 Ferrari医生在我注射EPO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场。

81 Ferrari医生告诉我说EPO必须直接血管注射以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我从Ferrari医生那里了解到，如果以这种方式注射EPO，只要不到12小时就无法检测到了。

82 2005年环法马上开始之前，我需要使用EPO，然后我问Lance Armstrong他是否可以提供一些EPO给我。Lance说可以，然后他在我们都在法国Nice的时候给了我两瓶EPO。

83 Lance之前也曾在另一个场合提供给我过EPO。那是在Santa Barbara的一个训练营里面。Lance和我在这个训练营结束之后仍然一起训练了一段时间，期间我问他是否有我可以使用的EPO。随后他就给我提供了EPO。

84 EPO在1999-2007年间在USPS和Discovery Channel车队的使用非常频繁。此期间我也和车队的其他车手讨论过EPO。

85 我在1999-2005年间会偶尔使用“油”。（在49节提到的“油”）

86 我也知道USPS车队和Discovery Channel车队的车手们经常使用可的松，但是也并没有充分的医学理由来使用这种物质。

87 我回想起Lance Armstrong在1999年的环法中曾被检测出可的松呈阳性。Lance和车队表示测试呈阳性是因为他在赛后按摩的时候因为屁股疼痛而使用了按摩霜。我认为这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因为可的松的注射在队中是非常普遍的行为。

88 在2000年的环法之后，我记得法国的法律执行机构曾开启了一个针对USPS车队员工“医疗浪费”的调查。我从出版物上读到的其中一种物质是艾维治。我在车队的时候，艾维治会由车队工作人员给车手们注射，因为这是一种被认为能够加强循环和提升车手表现的物质。del Moral医生在2000年在车队内推广了艾维治的使用，根据我的了解，这一年USPS车队几乎都在使用艾维治。艾维治通常在比赛前夜注射。车队对媒体和警察声称这种药物并不是用来增强骑行速度的，但据我所知事实上并非如此。

89 Lance在2005年的环法之后退役。我回到了Girona但是Lance没有。在环法结束之后不久，Johan打电话给我，让我去Lance的公寓和储藏室看看，以确定没有帮助服用禁药的物品留在公寓里面。我检查完公寓之后短信告知了Johan，我没有找到任何需要担心的东西。

90 在Lance退役之后，我开始思考我在使用禁药里的角色。那是我开始站出来为这项运动作出改变的时候。我真的受够了禁药，并且我想如果我如果和其他车手多交谈，或许我可以帮助这项运动实现一些改变。和我交谈过的车手里，大多数都同意这件事情。

91 2006年，我告知Ferrari医生我希望使用少一点的加强表现的药物和“输血”。这年，我采集了几次血液，但是都没有重输入我的体内。我在2006年使用了一些睾丸酮，但是在这年年底，我开始不使用禁药。2006年是我和Ferrari医生合作的最后一年。

92 2006年之后，我没有再用过任何违禁的药品或方法。

93 在2010年环法之后，我和Lance Armstrong聊过关于美国联邦政府对于USPS车队使用禁药的调查，并且我告诉Lance政府的调查员希望和我谈一谈。Lance说或许我应该在欧洲待久一点。我明白他是让我离政府的调查远一点，并且让我尽可能久地别作证。

94 我在2008-2009年效力于HTC高速公路车队，在2010-2012年效力于BMC竞技车队。我并不知晓这些车队是否有使用禁药。

95 这篇宣誓词并不是我的证词的相近概括。但是，这基本上准确的阐述了在我了解的知识，资料，以及信仰之下的所有信息。

96 我已经尽可能地使这篇声明准确，客观。虽然我知道我的证词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非常痛心的，即使对我自己也是如此。这篇声明并非出于对任何人的怨恨而作，相反，我内心感到一些愧疚。

97 虽然我最终决定向USADA坦白一切，但是我仍然对那些曾与我一起骑行的人保有着非常高的尊敬之情，包括Lance Armstrong。

98 我仍然认为Lance Armstrong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车手，并且我仍然以和他一起骑行过许多年而自豪。

99 我已经看过许多Lance帮助在他之后得癌症的人，并且做着许多人的偶像。我的证词并非想毁掉，或是抹杀这些事情。

100 Lance，我，还有我们在Motorola，USPS，Discovery Channel的队友们曾经处在一个兴奋剂泛滥的时代，当年的反禁药措施还并不非常好，于是我们开始相信我们必须依靠使用违禁物质来使我们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101 虽然我知道我们的那些选择是错误的，可是我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决定，为什么在那时我们会认为这是公平的。我并不想谴责Lance做出的那些决定，并且我自己也不期望因为我做的那些决定而受到谴责。

我发誓，以上所述，在我了解的知识，信息以及我的信仰之内都是真实，可靠的。

责任编辑：Kenne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