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商品紧缺，许多凭票供应。吃粮有粮票，打油有油票，割肉有肉票，扯布有布票，买煤有煤票。至于像自行车、缝纫机这样的大件物什，更是要凭票购买。只不过前面说的粮票、布票、煤票等是按人头、按标准定时发放，而自行车这些大件则是在商店到货后临时向单位发票。这种临时购物票很少，一个单位一年分不了几张，有的小单位几年都分不到一张。所以，那个时期想买辆自行车还真是一件难事。

　　1975年，我在市73中学的同事赵合志老师有幸弄到了一张自行车票，但是不理想，此票只能买一辆适合在农村使用的加重型自行车，这种车骑起来有些笨重。赵老师犹豫了几天，最后还是把它买下了。

　　恰在这时，我的同乡朋友王拴录写信给我说，他好不容易找关系在县上弄了一张自行车票，但买到的却是一辆轻便型自行车。这种车不适合在农村使用，因为后座不结实，农村人平时要用自行车载运粮食、化肥等重物，有时还要带人。他听人说西安城里人都喜欢骑轻便型的自行车，希望我帮他注意一下，看有没有人愿意用加重型自行车换他的轻便型自行车。

　　看了信后，我便找赵老师商量，问他愿不愿意交换自行车。赵老师一听还真是高兴。当时人们联络的手段主要靠通信，家庭基本没有电话，手机连听都没听说过。人们有紧急的事情一是发电报，二是到邮电局排队打长途电话。拴录这事不算紧急，所以，我就给他写了封信。接到信后，拴录给我回了信，意思有两点：一是要我告诉赵老师，一定把车子留给他，不敢到时候没车子了；二是他抓紧时间，过两天就来西安交换自行车。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上床睡觉了，大概11点多，传达室的师傅在楼下喊话，说有人找我。我穿衣下楼一看，原来是拴录推着他的轻便型自行车在等我。我赶紧招呼他到我的住处。他告诉我，他早上4点多就骑车从老家出发了，连我们澄城在内，共经历了4个县，骑了近400里路的自行车，这才到了西安。为了省钱，饿了，就吃几块自己带的干馍；渴了，从路过村子里的农家要点水喝。

　　第二天，我把他和赵老师叫到一起，他们互相看了自行车，并且骑着自行车试了试，两个人都很满意，便补了差价，高高兴兴地交换了自行车。用现在的话，这可以叫做“双赢”了。拴录很开心地说，这次来西安，虽然路上受了点苦，但值，目的达到了，苦没白下。星期一早上天不亮，他又骑上换来的加重型自行车上路回家了。

　　学校的老师们知道这事后，有人开玩笑说，我这是给自行车当“媒人”。拴录因这事对我很感激，每当我回到老家，他都要来看看我，和我聊聊天，拉拉家常，有时，还带上一点他种的水果菜蔬之类。王化文

　　（本文来源：西安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