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放坡，作为一名资深的骑友，汤先生翻越落坡岭，最多只用35分钟，但是，翻越自己心中的“落坡岭”，汤先生却花了近三年的时间。

▲落坡岭案宣判后 汤先生（黄衣者）等骑行爱好者组织骑行活动

2015年的一次集体骑行中，在门头沟的落坡岭，骑友李罗（化名）放坡时自己摔到，不幸身亡。一年后，李罗的家属将汤先生和另外6名骑友告上法庭，索赔147万多元。汤先生等人一审胜诉，二审又败诉，再审申请也被驳回，最终赔偿了死者家属3.8万元。（事件回顾>>>骑友因交通事故不幸罹难 一年后家属状告自协及同伴）

这场官司被称作为“京城骑行圈第一案”。记者采访发现，虽然赔偿金额不大，但判决认为结果在日后，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对汤先生等当事人以及北京骑行圈，带来了诸多改变。

官司：骑行活动途中死亡 家属索赔二审改判

落坡岭案真正尘埃落定，是在今年的4月4日，北京市高院裁定驳回了汤先生等七人的再审申请。官司的缘起，发生在三年前的落坡岭。

京西的109国道是一条经典的骑行路线，落坡岭是必经之处。垂直落差三四十米，长度一公里多，落坡岭因此成为这条路线上一个强度较大的爬坡。

但对于已经喜欢骑行7年多的汤先生来说，翻越落坡岭并不难，甚至在2015年9月12日的那次骑行中，他冲在了车队的最前面，一直领头的李罗因接打电话落在了骑行的队尾。

“老李是个好人。”说起李罗，汤先生言语中是对朋友的惋惜，但一说起官司，汤先生说话间又是委屈和不甘，“为什么返回头去救他的人反而成了被告呢？”

李罗是在放坡过程中摔了车，路过的司机提醒了汤先生等七人，但当他们掉头赶到时，李罗的血已经流出十几米远。

交管部门认定李罗发生了单方面交通事故，门头沟医院诊断李罗因颅脑损伤死亡。至于当日汤先生等人与李罗一起饮酒，和事故有无因果关系，没有权威的说法。

“压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被告。”汤先生回忆说，他和另外6名接到法院传票的日子恰好赶上李罗的忌日，他们当时正在落坡岭祭奠，“太诧异了，想不通。”

一审法院认为认为汤先生等人履行了伙伴之间互相救助的义务。2016年12月，法院驳回了李罗父母和妻子147万多元的索赔请求。李罗家属不服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骑友共同骑行，目的之一是为了降低风险，因此产生了比一般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但潘先生对其内容和边界有疑问。他认为，像禁止饮酒、必须佩带头盔、骑行途中禁止接打电话、放坡速度要慢等提醒，每次骑行都会说，已经足够合理。“再者说，必须保持一定安全距离的。2017年9月，法院最终撤销了一审判决。因为是这次的发起人，汤先生被判赔偿8000元，其他六人各赔偿5000元。

之后，3.8万元被法院从七名被告的银行账户中强制划走，“压根不是钱的事，是气不平。”汤先生说。

变化1：骑行活动减少 “组织”变成“偶遇

落坡岭案的影响首先在汤先生等七名骑友的身上发酵，车友离世和判决结果就像耸起的摆在北京骑行圈面前的一个“，压在了他们的心头，有的骑友出行时会刻意避开落坡岭，有的骑友则干脆把车卖了。

汤先生发起了当年，二审判决特意加重了他的赔偿责任，这他觉得“冤得慌”，如何翻越呢？也让其他骑行活动的组织者“有了压力”。

骑行，除了体育运动本身所带来的乐趣，集体出行所产生的友情，也是其魅力之一。

潘先生是落坡岭案的被告之一，今年46岁，是七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他进骑行圈已有6年多，“人多时候的，一次骑行活动人数会过百，甚至还有200多人的时候，骑行队伍都有好几公里。”

想要集体出行，总得有人站出来招呼一声。

汤先生和潘先生所在的车队叫作驰鹿队，他们说，频繁时，车队每周都会组织骑行活动，但是落坡岭案发生后，车队队长没再组织过一次活动。“以前组织活动，要么在骑行论坛发帖，要么在微信群发通知，不管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很积极，但现在没人敢正大光明地组织活动了。”

作为热爱骑行运动的一群人，很难割舍自己的爱好，怎么办？

“说起来都有点可笑，骑友想出去玩了，就会在群里隐晦地说一句：周末天气不错，想去戒台寺转转。”汤先生说，其他骑友看到，自然理解其中含义，等出发时路上相见，“于是组织活动变成了‘偶遇’。”

骑行活动的减少，并非只有汤先生所在的驰鹿队，在北京其他车队，也有类似的情况，另外，记者还有新的发现。

变化2：签免责书 买保险 录视频

“这个案子影响很大。”“燕云-刚强”是北京燕云骑行部落的骑友，在风云单车网上，他曾发帖组织活动110次，“多的时候，我们车队一周组织一次活动，现在一个月没有一次，没意思了，我都放手了。”

“燕云-刚强”告诉记者，他组织的活动都是“AA制”，参加的骑友仅仅分摊餐费，作为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不收一分钱，却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策划，“这个案件出来对我来说压力很大，落坡岭案之后，我们都想办法规避风险。”

什么办法呢？“燕云-刚强”再组织骑行活动时，要求参与者签免责协议，“后来知道，这个免责协议在法律上有没有效力，不好说。”

“燕云-刚强”说，因为组织活动的大幅下降，燕云骑行部落车队的人数从几百人，逐渐减少至几十人，“成员要么‘单飞’，要么私下约。”

“骑麟-贝尔”是北京骑麟单车车队的队长，“北京大大小小的车队有200个，落坡岭案就像一颗炸弹，车队都受到了影响。因为我们这些车队活动都是AA制，非营利的，落坡岭案发生后，组织活动就特别谨慎，怕担责，搞的人心惶惶。”

“骑麟-贝尔”告诉记者，为了规避风险，在之后组织的几次活动中，他拿摄像机，边拍边让骑友签免责书，然后在镜头里告诉他们这是“AA制”活动，是义务的，“后来我认识的一位律师告诉我，这是单方面的，没什么用。”

除了签免责协议、录视频，让每位成员买一份保险，成了骑行活动的‘标配’，“一开始因为是全年的，好多骑友都不愿意买，我就特地给他们找了一种单日，几十块钱，如果不买，就不允许参与骑行活动。”“骑麟-贝尔”说。

但是买保险和出事后的责任划分，能相互抵消吗？

变化3：非营利活动转向收费制

二审判决认为骑友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但潘先生对其内容和边界有疑问。他认为，像禁止饮酒、必须佩带头盔、骑行途中禁止接打电话、放坡速度要慢等提醒，每次骑行都会说，已经足够合理。“再者说，必须保持一定安全距离的骑行活动，如何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呢？”

落坡岭案所带来的法律效应，就像摆在北京骑行圈面前的一个“落坡岭”，如何翻越呢？

“既然义务组织大家骑行要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那为何不直接搞营利性的活动呢？”“骑麟-贝尔”说，在落坡岭案之前，他就想做收费的骑行活动策划，“这个案件出来之后，直接促使我转行。”

“骑麟-贝尔”告诉记者，他公司的运行模式是“4+2”，就是用四轮的机动车将两个轮的自行车，拉倒骑行路线的出发点，“比如在密云，我策划出一条精品骑行路线，骑友只需缴纳几百元，我们就可以为他提供上保险、包食宿、租车、专业领队等服务。”

“骑麟-贝尔”认为，收费后可以适度提高骑行的门槛，参加的人也是真正喜爱骑行，有一定骑行素质的人,而在免费活动中，人员多、杂，很容易出事。

“骑麟-贝尔”直接从山下绕过了“落坡岭”，但对于骑行这项在中国新兴的户外运动，对于大量的普通骑行爱好者，非营利活动中的组织、参与人员应尽到什么责任，责任如何划分，仍然需要一名明晰的答案。

责任编辑：Fun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