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我的朋友，”坐在我身边的一个擦鞋男人对我说，我正在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附近坐下来抽一支烟。“从美国来吗，伙计？”

　　“不，从英国来。”

　　“啊，英国，太漂亮了。”他向往地赞叹道，脸上摆出朝远处眺望的神色，但很快把话题拉回到他的生意上去了,“要擦鞋吗？”。

　　我还真不想擦鞋，我骑车穿的是破烂的徒步靴。“多少钱？”

　　“你愿意付多少就多少，朋友。”他故作神秘地说，一边拧下鞋油瓶盖。

　　“不，到底多少钱？”

　　“你看着给吧。”他还是这么说，并开始在我鞋子磨损了的皮面上涂上少许鞋油。

　　“我只能给你两个里拉，不能再多了。”

　　“美国妞很漂亮，你运气真好。”他用抹布为我擦鞋时这么说。

　　“我只有两个里拉，你真的明白吗？”

　　“是，朋友……，我是库尔德人，有五个孩子……，我老婆很丑。”

　　“那好吧，就给四个里拉。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你老婆一定不会丑到哪里去。”

　　“是的，朋友，好了。请给12里拉。”

　　我钱包里没有零钱了，只有一张5里拉的钞票。

　　“谢谢了，我的美国朋友，你就付5里拉吧……，请再给我一支香烟。”

　　我爱伊斯坦布尔。这里人们的生活就在大街上进行着，人们对每件事情都胸有成竹。

　　“哈罗，秃顶的伙计，”有个男人招呼我，我正走过他小小的地毯店，在城里迷宫般的大市场里，仅仅一条街上就有二十来家这样的店挤在一起。

　　秃顶的伙计？出于虚荣我停下来让他看个清楚，实际上我是剃了光头，不怕别人看我的发囊。

　　“哦，是的，有头发。但是你快乐吗？”

　　什么意思？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能想到的最好回答是，“是啊，那你呢？”

　　“假如你买我一张地毯，我就快乐了。”他说。

　　从英国来的朋友丹尼有几天出来，我们到泰克西姆去“探险”，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活色生香夜生活的中心地带。到处是饮宴寻乐的人们，从人行道边上几百家酒吧夜总会里涌进涌出。在酒吧里面你可以看见疯狂放纵的舞蹈，这样的舞蹈甚至在英国也会令人侧目。

　　从消费掉的酒精数量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土耳其的这个地方没有一丁点的伊斯兰味道。

　　喝了几瓶爱菲斯啤酒，还有几杯够劲的洋茴香味“拉奇”酒之后，我们拦下一辆的士回到在Sultanahmet的旅馆，那是背包客集中的地区，但顺带说一下，价钱却比城里其它地方贵一倍，。

　　二十里拉，司机做了一个手势。

　　不，太贵了，你车上有表，打表吧。

　　司机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飞驶，把后座上的我们摔来摔去。他闯过红灯和单行道，一路狂按喇叭。

　　我们到泰克西姆乘的是火车和地铁，路上只用了30分钟。照现在的速度，回家只要不到十分钟就可以了。但是的士竟然也用了半个小时，而且计价器冲上了40里拉。我们给了司机50里拉，真是很好玩。

　　次日晚上，我有幸遇到了凯瑟琳娜，她是在当地教英语的德国女人。从此她作为我的非正式导游带我参观景点，我再也不用花冤枉钱了。

　　有一天，我们去了阿那弗特库（Arnavutkoy），这个地方可以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富人们在那里停泊游艇。还有一天，我们乘渡船到了伊斯坦布尔市的亚洲一侧，很明显这里比较贫穷，气氛也比较保守。

　　凯瑟琳娜告诉我，在平常上班的日子里，有些公共汽车路线的时间表是每20秒钟发车一次，以便送人们去上班。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伊斯坦布尔是怎样一个巨大的城市，这样的公共交通仍不能满足需要。

　　整整一个星期，街道上到处是打鼓摇旗的贝西克塔斯球迷，这个球队刚赢得了土耳其超级联赛，击败了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对手费内巴切和加拉塔萨雷。载着大批刚参军年轻人的汽车也到处行驶，发出吵闹的声响。

　　凯瑟琳娜告诉我，她有一位土耳其朋友为了逃避应征入伍，把自己说成是同性恋，这在土耳其是一个合法的理由。但是要给官方送一盒录像带来证明自己是同性恋，这是必须做的第一件事。

　　在此记录观察到的几件事，没有特定的顺序：两个背着机枪的男警察挽着手臂一同步行；一个男人冲下陡坡去追一只从大车上滚下的西瓜；（后来我看见他擦掉西瓜上的污泥，把摔坏的西瓜切开来卖。）吸着“纳基尓斯”水烟，在咖啡馆外下棋、打牌和玩多米诺骨牌的土耳其人，以前我怀疑这种长长的烟管只是用来表演给游客看的；一个男人在街上拉着一个哭喊着的少年的头发，其它人只是袖手旁观，所以我也只好决定不要管这个闲事了。

　　另外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是遇到了“幸运兔”，一只会算命的长毛兔子。这只长耳朵的算命先生把我从头看到脚，在它老板（或助手）的帮助下从一只盘子里的很多纸条中抽出一张来。我的命算出来是这样的：我正面对一项困难的使命，但最后我会克服一切障碍。

　　是啊，这就对了。新德里，我来啦，幸运兔已经预言我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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