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儿童“义租”自行车支援抗战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给大伙讲一个故事。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一部分上海人逃难到菲律宾，向当地华人求助。当地华人慷慨解囊，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同胞提供食宿，还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筹款大会，把筹集到的钱和物资送到中国，资助抗战。

在筹款大会上，有一个名叫朴兴桥的华人儿童，订购了整整一千个面包，请筹款会的理事帮忙寄到上海去。他解释说：“我在学校里当童子军，需要有一辆自行车，我爸我妈不富裕，不舍得给我买，所以我就攒钱，今天攒五分，明天攒一毛，攒了三年，攒了三十五美元，还差五美元就能买一辆自行车了。现在我听说日本人打中国，我决定不买自行车了，用我攒下的这些钱买成面包，送给中国的同胞吃，让他们吃得饱饱的，把日本人赶走！”

筹款理事犯了愁，因为那时候从菲律宾到中国要走海路，路上需要很长时间，面包还没送到，就会全部坏掉。可是这孩子买了那么多面包，总不能浪费啊！于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出主意：帮孩子搞一场义卖。

第二天，义卖开始，许多人被朴兴桥的拳拳之心感动，纷纷来买面包，你出五美元，我出十美元，一会儿工夫，面包就卖完了，竟然卖了三四千美元！这笔钱与其他善款一起汇到了上海，朴兴桥很快成了新闻人物。

故事还没结束。一个参加了面包义卖的美国贵妇人回国，在一次妇女座谈会上，她把这件事讲给汽车大王福特的夫人听。福特夫人也很受感动，她马上给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当时菲律宾还是美国的殖民地）打电话，并寄去四十美元，请总督代为购买一辆最漂亮的自行车，赠送给义卖儿童朴兴桥。

朴兴桥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行车，可他没有骑，他又请筹款会帮忙，搞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义租”活动。您想啊，福特夫人出钱买的自行车，又是由菲律宾总督代为赠送，这辆车能不火吗？所以人人争着出高价租赁，三个月过后，朴兴桥又筹到了三千多美元的善款……

抗战胜利后的宣传画：女士脚踏车

民国自行车的稀缺与昂贵

上述故事颇富传奇色彩，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天方夜谭，但它确实是真事儿，而且传播甚广。在菲律宾，在美国，在中国，菲律宾华人儿童朴兴桥都曾经是名声大振的新闻人物。早在1939年，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请人编订教材，甚至还把朴兴桥的故事写进了中学生的国文课本。

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一是因为它在历史长河中即将完全湮没，有必要重新提一下；二是因为故事中反映出了那个时代自行车的稀缺和昂贵。

朴兴桥说过，买一辆自行车需要四十美元（后来福特夫人寄去的购车款刚好也是四十美元），而菲律宾被日军攻占前工薪阶层的平均月薪还不到十美元，即使成年人想买一辆自行车，也需要不吃不喝积攒小半年。

民国时期中国大陆最通行的自行车款式

抗战前夕，美元与中国银元的汇率是一比四。换句话说，一美元可以兑换四块大洋，四十美元就是一百六十块大洋。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著作《为成都人叫魂》中回忆说，抗战前一辆自行车在成都要卖一百五十块大洋，是一个壮年劳力三年的工钱，相当于一个中学特级教师五个月的工资。

您知道鲁迅在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买四合院时花了多少钱吗？三千五百块大洋。您知道鲁迅后来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第二所四合院时花了多少钱吗？八百块大洋。您知道丁玲和沈从文刚成名时一个月的稿费是多少钱吗？五十块大洋。您知道骆驼祥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休息能攒下多少钱吗？三十块大洋。

所以对那时候的中国普通百姓来说，花一百多块大洋买辆自行车，绝对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绝对是一件相当奢侈的消费。

截至1936年，广州市区常住人口一百二十万，自行车不到七千辆，将近每二百人拥有一辆车；上海市区常住人口一百六十万（如果计入农民工则在三百万人以上），自行车一万二千辆，平均每一百三十多个人拥有一辆车。而在内地省份的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人压根儿没见过自行车。1930年，一个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士回到老家河北，向她的老姐妹吹嘘见到了自行车：“两脚一动，轱辘就会转，好像是画儿上的那个哪吒。”老姐妹听了两眼发直，直念阿弥陀佛。

不夸张地说，民国时代的自行车甚至比今天的汽车还要贵重。现在工薪家庭买一辆国产入门轿车就跟玩似的，而民国时代却没有完全国产的自行车。截至1949年，即使是在自行车制造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也没有一家车厂造得出齿轮、牙盘等关键零件，大家只能生产车架、车把、链条、鞍座、脚踏、辐条，核心部件仍需从美国进口，然后再配以国产零件，组装成一辆号称“国货”的自行车。另外还有一条因素：咱们现代人买汽车可以分期付款，民国人买自行车则享受不到这一福利，所以购买难度要更大一些。

1936年两个上海青年骑车周游苏皖两省

民国老百姓在拥有了一辆自行车之后，一般都会把它当成宝贝一样看待，万一哪天被小偷顺走，那简直就像天塌了一样。

民国报纸上刊登过一则市井新闻：某小偷正要对一辆非常破旧的自行车下手，被车主阿唐抓住了，阿唐发了疯似的打他，差点儿没把他打死。一辆破自行车而已，至于吗？原来阿唐是一个报贩，每天凌晨都要骑车赶到报社领报纸，自行车就是他的饭碗，而这辆自行车又是他借高利贷买下来的，欠债还没还清，真被偷走的话，阿唐只有跳河了。

电影明星的骑自行车热

普通市民把自行车当成重要财产，有时候就连电影明星也把自行车当成了自己的宝贝疙瘩。

1941年第88期《青青电影日报》刊登明星丢车八卦一则：

周起进进出出，总是用着他的一辆脚踏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的，一忽儿来，一忽儿去，因此电车、公共汽车浑然与他无关。有一天，周起从家里出来到公司里去，忽然发觉脚踏车不见了。周起对于这脚踏车好像是朋友一样，一旦遗失，好不伤心。他四处找寻，总不得要领，于是只好听天由命。不料过一会儿去看看，这辆脚踏车仍好好的放在原处，这一来一去，真像变戏法一样。后来有一个朋友来向周起说：“刚才借你的车，没有通知你，你找苦了吗？”周起才知道是这位仁兄借去的，并没有鬼祟作怪。

周起是民国时代电影大腕，曾经出演影片四十多部，还跟周璇共演过一部《三笑》。在1941年，他出演一部电影的片酬已经高达十万元（法币），就他个人财富而言，自行车绝对不是珍贵物品。可他骑惯了这辆自行车，于是这辆车也就成了他的“爱车”，在他心目中也就变得贵重起来。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民国时代并不是没有汽车，周起干嘛不直接买汽车，非要骑辆自行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呢？是为了作秀吗？是要走亲民路线吗？

当然不是。

民国明星确实有买汽车的，梅兰芳买过，胡蝶也买过，但是到了后来，他们的小汽车就不灵了。为啥？因为正闹世界大战，全球都闹油荒，尚未出产石油的中国尤甚。从1941年到1945年这几年，国统区的国民党政府和沦陷区的日伪政府都在限油，加油站供油限量，私家车加油凭证，当局号召“油改气”、“油改炭”，甚至要求车主用豆油和桐油来代替汽油和柴油。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都改成了木炭汽车，你让明星们改，他们准受不了——小汽车装载木炭炉，行驶之时浓烟滚滚，一会儿就把花容月貌熏成鬼头蛤蟆眼了。

上海老报纸：男女明星的脚踏车热

因为油荒，所以明星们的汽车就束之高阁了，四轮就变两轮了。最后抄一则民国报纸上的“新闻”，题目叫做《男女明星的脚踏车热》：

周璇学脚踏车，跌断了脚踝骨；陈娟娟的奶婆禁止娟娟在夜里踏脚踏车……电影界里四轮变两轮之风盛极一时，因为明星们不便乘公共车子，所以三十六着，还是自备两轮车子为上乘的了。

备一部包车，要用一个车夫，实在吃勿消，因此自由车（作者注：民国时代自行车的别称）威风了起来，连得陈云裳两腿之间骑马势一摆，也踏起脚踏车来了。陈云裳有啥花头？顾兰君总归要轧回台型，汽车束诸高阁，看见陈云裳学脚踏车，马上闪电似的甩四百块钱（作者注：日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买了一部七八成新的自由车，浑身西装打扮，墨黑一副眼镜，在《白兰花》拍摄时就出现了，踏进踏出，真个是神气活现。

刘琼也骑了一辆车子凑热闹。岳老爷一看，脚踏车踏得远，东打听，西打听，花了五百块钱，和人家研究价钱，也买了一部脚踏车。

美骑小编题后语：

自行车不只是运动与速度、锻炼与通勤，它也是一种文化载体。通过自行车及周边产品，我们可以了解许多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美骑小编整理了一部分，对自行车背后的文化故事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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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昭歌